2030國家雙語政策下，近幾年學校開始積極推行英語授課，前不久所務會議主席徵詢大家意願，我第一個表示有困難，想起赴美留學時學習英文的種種。
入學報到的第一天，現場立即做英文能力檢定，被分派修習了一門英文課。一年之後，研究所辦公室寄來一封信要求我再去考一次托福（TOFEL），尚好我得高人指點，寫了一封陳情函給所辦，說明我第一年所有成績都得A，並且在學校接受我之後又考了一次托福成績為576。最後所辦回信表示：教授們同意我豁免，不過要我找機會好好練習口語英文。
儘管如此，我心知肚明自己的英文從口語到書寫都有待強化。初抵美國，開口講話需反覆在心裡打稿、上課反應慢半拍，作業則靠好心的老美同學幫忙校正。
暑假，我決定強化英文書寫能力，在圖書館寫作研究室約了六週的輔導課程。一兼二顧，我選了一本很硬的研究方法論書籍：《社會與教育研究的知識與價值》（Knowledge & Values in Social & Educational Research）（註），並與教授約定每週閱讀一章，撰寫摘要文章並與他討論，心想至少因此對於實證、詮釋及批判等各種研究取向會有完整的認識。
現在想來當年心實在有點大，這樣子學英文只是吃力不討好。這本書收錄了許多大咖的文章，如社會學界的哈伯瑪斯（Jürgen Habermas）的〈關於系統地扭曲的溝通〉（On Systematically Distorted Communication）和布赫迪厄（Pierre Bourdieu）的〈學校作為一種保守的勢力：學術與文化的不平等〉（The School as a
Conservative Force: Scholastic and Cultural Inequalities），即便是用中文閱讀也需要費相當的功夫。因此三十多年過去了，沒再翻閱過一次，未來得及閱讀的章節仍然如新。
重點是我的英文能力有沒有進步？應該有一點吧！不過研讀過的章節內容全忘了，唯一肯定的是透過不熟悉的語文學習效果事倍功半。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將心比心，我還是覺得用中文授課較為切實（何青蓉，2023.01.30）。
註：Bredo, E. & Feinberg, W. (Eds.) (1982).
Knowledge & values in social &
educational research. Philadelphia: Temple University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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